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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袍制作知识清朝女人:旗袍制服的诱惑

港台的女演员中,张曼玉最适宜穿旗袍的。风行一时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,实现了女人与旗袍最经典最完美的结合:张曼玉穿一袭镶金丝的大红旗袍,把一位旧上海的幽怨少妇给演活了。旗袍套在张曼玉这样的女人身上,顿时显得有生命有灵魂了。这部弥漫着怀旧情绪的电影,无形中在为旗袍做广告。以至许多女观众产生了旗袍情结,恨不得赶紧找上了年岁的裁缝替自己做一套。还有什么服装款式,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装缀中国女性的花样年华? 
  后来,张曼玉又穿着这件旗袍去法国参加电影节,使洋佬们大为惊艳。巴黎虽然是世界时装之都,在来自东方的旗袍面前也不敢表现丝毫的傲慢。张曼玉穿上旗袍,如鱼得水,既端庄典雅,又风情万端。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华梦之中,回到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。
  估计在西方人眼中,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线美的服饰。张曼玉穿着长及足踝的旗袍(玉腿却又在两侧的开叉处若隐若现),虽然犹抱琵琶半遮面,似乎比纽约地铁站口被风掀起超短裙的梦露还要性感。 
  然而,旗袍的源头并不在香港,也不在上海,而是在北京。 
  清兵入关之后,驻防北京地区的八旗军就占其总兵力的一半,况且将士们都是带家属的,因而形成庞大“京旗”集团。他们的后代被称为旗人(或八旗子弟)。旗下妇女所穿的民族服装,也就被叫作旗袍。 
  旗袍最初是一种很宽松的长袍(没有后来那么紧的腰身),既防寒保暖,又便于骑马或劳动。
  当时满州妇女与汉族妇女最大的区别,一是不缠足,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。她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传统。  
  说起与北京有关的女人,人们首先会想到慈禧太后,她是北京历史上的名女人。寓居北京的当代影星刘晓庆曾顾影自怜:“做女人难,做独身女人更难,做出了名的独身女人,难上加难!”其实这三项条件,也被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集于一身,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以后,作为其遗孀的慈禧也基本上算独身女人了,垂帘听政,大权独揽,实际上相当于大清帝国的女皇。跟这位统治朝政达数十年之久的女强人相比,刘晓庆只能算小巫见大巫,不过巧合的是,她恰恰因《火烧圆明园》等清戏中饰演慈禧而发家的。她是否真正体会到慈禧作为女人的难处? 
  看慈禧太后的老照片,可以对清代的旗袍有较直观的印象。我手边就有一幅,估计是她六十大寿时在颐和园拍摄的。穿旗袍的叶赫那拉氏,花样年华时迷倒过一国之君咸丰,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演绎过这一段艳史,刘晓庆扮演的慈禧,在亭台楼阁间暗送秋波。
  再美的人也会老的,慈禧晚年的形象,却依然雍容华贵。她的旗袍不同凡响,刺绣着繁复的花鸟图案,而且镶嵌金边。袖口和下摆都呈喇叭状。慈禧虽未像武则天那样正式称帝,但掌握政权达四十八年,实际上已相当于女皇(或女太上皇)。
  她垂帘听政时所穿的这一身礼服,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贵的一件,多多少少带有“龙袍”的性质。在那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里,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袭旗袍所控制的。旗袍啊旗袍,曾经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。
  外国人布兰德和柏克豪斯,写过一部《女皇治下的中国人》,慈禧太后在西方也出名了。若论名气与地位,她在古今中国女人中算一流的,恐怕只有武则天跟她旗鼓相当。只不过她的名声不太好,遭后人唾骂。
  林语堂评价她时还留了点清面:“当代的维多利亚女皇,曾控制政治舞台达半个世纪之久。想比之下,慈禧具有政治的睿智,刚毅的性格,果断的决策天赋和牢固控制政权的能力。她具有能影响人际关系的典型女性魅力……但不管怎么说,她毕竟是个愚昧、顽固的女人。在中国那个存亡悠关、面临西方挑战的半个世纪内,她阻碍了国家的发展。”
  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咸丰的心(一如杨贵妃之于唐明皇),一方面因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,颇具心计,另一方面,还在于她很会打扮,常有新意,是宫中难得的一大“摩登女郎”,使三千粉黛无颜色。
  她甚至对发型与头饰加以变革,从而领导时尚新潮流:“孝钦皇后时制成新式,较往时之髻尤高;满州妇女咸效之。”荣登皇太后之宝座后,对服饰的要求更加苛刻:“常御之服为黄缎袍,上绣粉红色大牡丹花”,而且“外边罩着用三千五百颗珍珠串成网状的大披肩,头上常是并排几朵大花,再加各种珠宝流苏,风流之极,为宫中一大奇谈。”(苑洪琪语)
  估计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俄国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,日常也不敢如此铺张浪费。据清内务府档案记载:光绪十年十月初十日,“皇太后五旬万寿,臣等照常恭进寿意:红绸九九件、吃食九九盒……”这还算是额外的。慈禧每年享有绸缎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额,但几乎总要“超标”。要这么多的绫罗绸缎做什么?做旗袍呗!慈禧拥有帝国最好的时装设计师与缝纫师。
  作为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,慈禧太后在北京城里作威作福。颐和园就是她下令修建的,也一度成为其私家花园。仅此一举,就挪用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的海军军费。也许是作为回报吧,昆明湖畔还停泊了一条两屋楼高的石舫,供太后游园赏景时登临,仿佛视察了大清帝国的海军。这本身就是个绝妙的讽刺。因为这艘编制之外的仿真巨船,永远在原地待命,不可能驶向外海,跟列强的坚船利炮对垒的。颐和园那浮华的石舫,在我眼中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泰坦尼克号。慈禧太后,一位失职(或者叫渎职)的女船长。 
  慈禧终生都穿旗袍。惟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汉族服装,是一九00年,八国联军兵临城下,十万火急,慈禧只好化装成农妇(怕被追兵发现),去西安逃荒要饭去了。那一路上凄风苦雨,慈禧不仅披着老棉袄,而且吃了窝窝头。吃腻了山珍海味的“老佛爷”,居然还觉得窝窝头是天下顶好吃的东西;事后还宫时曾令御膳房仿制。她是否还觉得旅途上的老棉袄,要比宫廷的黄缎袍更实用更温暖呢? 
  而旗袍本身的价值并未因之贬低。恐怕因为慈禧太后穿过,它所隐藏的皇家之风、王者之气,或者说贵族格调,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灭。毕竟,它曾经倾国倾城,装扮过整整一个王朝的妇女,除了慈禧之外,还有珍妃,还有紫禁城内寂寞无名的三千宫女,还有大大小小的福晋(王爷的妻子)、命妇(有封号的官员的妻子)、格格(皇族女儿的称号)……
  估计连赛金花之流的娼妓,也靠穿旗袍附庸风雅? 
  最早出自诗人刘半农之口:“中国有两个‘宝贝’,慈禧与赛金花。一个在朝,一个在野;一个卖国,一个丢脸。”(转引自叶祖孚著《燕都旧事》)当然,我们必须注意,他所说的“宝贝”,是带引号的。有“乱世活宝”的意思。与慈禧相比,赛金花的经历更充满了乱世佳人的韵味。至少,尚有可同情之处。慈禧畏洋人之锋芒,逃往西安避难去了;作为一个烟花女子,赛金花自然只能继续留在红尘里苦苦挣扎。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,被惜命的太后抛弃了。
  咸丰有个失误:娶错了老婆。他不该纳慈禧为妃的。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,就发生政变,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。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阳衰的境地,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:不断地赔款,不断地割地,不断地签署卖身契(不平等条约)。慈禧不思振作国防,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(颐和园)了。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,是使首都再度失守: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,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……
 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: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,而是身手不凡的恭亲王奕忻,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?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,至少,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,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。慈禧太后的晚清,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。想忘是忘不掉的。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。
  清亡以后,旗袍并未立即烟消云散。肖伯青回忆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去鼓楼前大街看花灯,看见不少的旗人妇女:“穿长旗袍,梳大板头,面部擦了胭脂粉,长身玉立,端庄大方,杂在人群中看灯看花。这时辛亥革命虽已十余年,但旗人妇女着旗袍的风气,仍存在于民间。”
  而旗人妇女很容易分辨,“她们穿着旗袍,下边是天足,上边是常梳着大板头,就像《四郎探母》中铁镜公主梳的那种发式。或只脑后梳上两块黑缎子糊的板,好像蝉翼似的……尤其是王公命妇家的妇女外出,总是涂脂抹粉,穿上盛装的。”
 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,冯玉祥将军将退位的溥仪驱逐出紫禁城。“从这一天起,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头的妇女了……到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,到这时根本绝迹了。说来也奇怪,北京街头梳大板头的不见了,穿木头底鞋的没有了,而旗人妇女穿的旗袍却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来了。很快地从北京流传出去。二十年代中叶起,妇女穿旗袍已风靡全国,不仅各大城市妇女穿裙子的少了,都穿上了旗袍,连乡村妇女也穿上旗袍了。”
  看来旗袍的生命力真够强的。恰如白居易笔下的离离原上草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,而且趋演趋烈。 
  在我想象中,“五四”前后北平的女大学生,通常穿着丹士林布料的单色旗袍,再加上雪白的毛线围布、轻便的黑布鞋。譬如鲁迅所悼念的刘和珍君以及他的学生许广平,譬如死后葬于陶然亭的才女石评梅,譬如杨沫小说《青春之歌》里的林道静,都是如此打扮。她们有时在长安街上撒传单,有时又夹着书本坐在人力车上,去上课或去自由恋爱。那是早春二月啊。我在岁末的梆声中幻觉着这一系列新女性清纯的背影。她们使旗袍变得朴素了,也变得更有思想了。 
  后来,新月派女诗人林徽因,以及会演话的贵妇人陆小曼,都穿过这种经过“改良”的旗袍,使风流才子徐志摩(当代的唐伯虎)大为倾倒。穿旗袍系围巾的“林妹妹”(徽因),曾陪伴志摩与前来北京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合影。林徽因的旗袍,已进入中国的新诗史了。 
 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,它却大出风头。上海的时髦女郎,极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风格,既保留了国粹,又显得洋味十足。
  旗袍,似乎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“花样年华”。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后,又风靡了十里洋场。 
  读张爱玲的小说,即使涂去作者的署名,你也能判断出:那绝对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写下的。意境的华丽自不用说了,甚至连文字,都像旗袍上的针脚一样缜密而又周详。
  我没找到张爱玲穿旗袍的照片。但我想,这沪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,应该不比张曼玉逊色。至少,她会使旗袍显得更有文化了。 
  京派的旗袍,与海派的旗袍,还是有区别的。传统的旗袍,和改良主义的旗袍,还是有区别的。 
  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涨潮落:“从二十年代中叶,直到一九四九年,近三十年中,服装设计家,要使时装常变花样,去追求新式样,万变不离其宗也无非把旗袍的领子做高做低(高时硬领箍脖,高可顶住下颚骨,还钉上三个纽袢,头部转动都受限制。低时领子只有一扁指高,总算有个领子罢了。)把袖子截长截短(袖口长时盖住手背,短时袖口仅及肘部,再短时只遮两腋,乍一看像穿着个大坎肩儿。)把身长裁长裁短(袍身长时下摆扫着脚面,短时下摆仅至膝部。)把下裉开高开低(下裉开高时高到胯骨,使旗袍的前后襟很像舞台上大将军的甲片飘在下身前后。低时低到膝部以下,走路时迈不开步。)他们的新装设计只是在旗袍的领、裉高低,袖、身长短,变换花样,争奇斗胜,反正就是离不开旗袍。这个风气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,始渐衰歇。”
  他尤其提及十年动乱期间,旗袍与裙子都被视为四旧,列入要打倒的事物之中,“街头行人中一个穿旗袍的也不见了。”
  然而,旗袍最终还是像凤凰一样复活了。旗袍回光返照,猎猎飘扬于我们的生活中。它代表着一种美,一种典雅庄重的传统女性美。穿上旗袍独步花丛,就会有种画中人的味道,回眸一笑百媚生,仿佛历史的烟云都镶嵌在锦绣的花边里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。旗袍摇曳生姿,令人重温那逝去的朝代,“当窗理云鬓,对镜贴黄”,蒹葭苍苍中依旧是秋水伊人。
  近年来时装表演、选美竞赛风起云涌,旗袍作为国粹,不容忽视其温故其新的审美作用;因而在花团锦簇的服装款式中,旗帜鲜明,独尊一席之地。况且在烘托女性体形方面,旗袍较泳装(哪怕是比基尼)有出神入化之处,半遮半掩,影影绰绰,反倒增添几分朦胧的诗意、含蓄的美感。旗袍是高贵的,超凡脱俗。
  我在天坛附近观摹过一场旗袍的专题汇演,具体展示了这种服装的诞生、发展和变革,可当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诗来阅读。当一位京城名模高挽云髻、轻摇团扇,穿一件刺绣牡丹图案的大红旗袍徐徐登台,笙歌四起,曹植笔下“凌波微步,罗袜生尘”的洛神顿时在我脑海中横空出世了。画山绣水之间,韵味悠远。 旗袍风韵犹存,称得上是一种文化,而且是一种古典的文化。时代不同了。然而在我的想象与祝福中,大风不止,旗袍飘扬…… 
  我有个朋友,叫姜丰,原是电视台主持人。她去日本拍摄节目,对和服发过一番议论:“和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:极素雅极清淡的,和极明艳极浓郁的,但是穿起来却是一样的温良、一样的妩媚。和服就是有这等魅力,任凭什么性格的女子,穿上它会不由自主地温柔贤惠起来,不用等谁来教,自然而然就双脚并拢,双手合握,目光谦恭,笑容含蓄。总之,温良恭俭让全想起来了。”
  其实,旗袍不也是如此吗?旗袍不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,却能起到同样的效果。
  日本有和服,而中国,有旗袍,作为女人的传统。 
  中国女人的内心深处,恐怕都陈列着一袭影子般的旗袍。哪怕压在箱底几乎找不到的位置,可毕竟,它还是若隐若现地存在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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