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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寻找传承人!她是宁波最后一个高定旗袍匠人了

1984年之前的宁波,很少为外人知晓。“宁波?在哪儿呀?”面对这样的提问,宁波人的回答总是尴尬的:“在上海的南面。”

那年的夏日如同往常般闷热,无风无雨却乍起一道惊雷——宁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独特“窗口”被列为计划单列市。

为什么选择服装?这还得倒推到我曾祖父江成亨,他可谓是第一代红帮裁缝(曾记录于奉化日志,如今已不可考)。

工厂和裁缝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很多人都知道,车间是流水线作业,但是没几个人能知道,为了做出一件衣服竟需百余道工序。

在师傅的安排下,这些工序被细分为几十组给员工,所以你只要学会几个甚至只会一个步骤就可以入行,毫无门槛。

但也有个坏处——重复一年半载后,还有多少人能耐的住寂寞?所以我一有空就开始“偷学”其他工序,并多次转换流水线上的工作以提高自身的技艺。

也是,回到上世纪30年代歌舞升平的上海,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,民间妇女、学生、工人、达官显贵的太太,无不穿着。

上海快节奏生活并非一蹴而就,我经常遇到紧急客户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即将出国的人,要求在8日之内定制一件旗袍。

此后8日,每天4点起来工作直至三更。终于在最后一刻赶工完成,创下了最快记录,纵使此后这么多年也从未打破。

说到旗袍,你可能会想到张爱玲,也可能会想到宋美龄;你可能会想到上海,你也可能会想到…..

对,宁波是有红帮裁缝,是有非常发达的服装产业,但这里依然不是上海,旗袍的观念也不强,所以重回宁波的我陷入了事业的尴尬期。

直至划时代的千禧年降临,旗袍迎来了新的春天,不仅主持人,新娘,礼仪迎宾选择穿着旗袍,还慢慢进入职场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,一如当年的上海。

此后无论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还是领导人必选的服饰,都表示着旗袍的分量越来越重,它已经超脱出服装的范畴,而是代表着国家,代表着文化。

因此我的事业也迎来了井喷期,量尺开始排队,怎么也做不过来,于是我抛下其他业务只做旗袍,直到现在。

所以高定旗袍有近乎苛刻的工艺要求,上百道工序,如果是全人工制作,可能要耗时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。光是制作前就有四个步骤。

旗袍已经成为一种符号,她蕴含的文化气质需要去感受和倾听,要和她去对话交流,才能穿出旗袍的韵味。

旗袍样式繁多,但最主的变化还在于襟,领与开衩,而每个人的身材与气质都是有差异的,如何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旗袍只有试过才知道。

只有量好了体,才能裁衣。旗袍的神韵在于能完美地体现女性曲线,从身长、腰围到后背、领口、开衩等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,做到所谓的贴身不贴肉。

多年的经验让我在做之前已经自动脑补了效果图,所以无需设计图稿,打样制版,选完布料后就信手拈来。

而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,往往得花上熟练裁缝三个小时。时令、年龄不同,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尽相同。

所以你看,旗袍的手工定制于我来说就上对“用时光缝制优雅”的坚持,来自对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的痴迷,来自对“传统无法被替代”的深信不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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