旗袍屋-旗袍文化传播者
1984年之前的宁波，很少为外人知晓。“宁波？在哪儿呀？”面对这样的提问，宁波人的回答总是尴尬的：“在上海的南面。”
那年的夏日如同往常般闷热，无风无雨却乍起一道惊雷——宁波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独特“窗口”被列为计划单列市。
为什么选择服装？这还得倒推到我曾祖父江成亨，他可谓是第一代红帮裁缝（曾记录于奉化日志，如今已不可考）。
工厂和裁缝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车间是流水线作业，但是没几个人能知道，为了做出一件衣服竟需百余道工序。
在师傅的安排下，这些工序被细分为几十组给员工，所以你只要学会几个甚至只会一个步骤就可以入行，毫无门槛。
但也有个坏处——重复一年半载后，还有多少人能耐的住寂寞？所以我一有空就开始“偷学”其他工序，并多次转换流水线上的工作以提高自身的技艺。
也是，回到上世纪30年代歌舞升平的上海，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，民间妇女、学生、工人、达官显贵的太太，无不穿着。
上海快节奏生活并非一蹴而就，我经常遇到紧急客户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即将出国的人，要求在8日之内定制一件旗袍。
此后8日，每天4点起来工作直至三更。终于在最后一刻赶工完成，创下了最快记录，纵使此后这么多年也从未打破。
说到旗袍，你可能会想到张爱玲，也可能会想到宋美龄；你可能会想到上海，你也可能会想到…..
对，宁波是有红帮裁缝，是有非常发达的服装产业，但这里依然不是上海，旗袍的观念也不强，所以重回宁波的我陷入了事业的尴尬期。
直至划时代的千禧年降临，旗袍迎来了新的春天，不仅主持人，新娘，礼仪迎宾选择穿着旗袍，还慢慢进入职场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，一如当年的上海。
此后无论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还是领导人必选的服饰，都表示着旗袍的分量越来越重，它已经超脱出服装的范畴，而是代表着国家，代表着文化。
因此我的事业也迎来了井喷期，量尺开始排队，怎么也做不过来，于是我抛下其他业务只做旗袍，直到现在。
所以高定旗袍有近乎苛刻的工艺要求，上百道工序，如果是全人工制作，可能要耗时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。光是制作前就有四个步骤。
旗袍已经成为一种符号，她蕴含的文化气质需要去感受和倾听，要和她去对话交流，才能穿出旗袍的韵味。
旗袍样式繁多，但最主的变化还在于襟，领与开衩，而每个人的身材与气质都是有差异的，如何挑选一件适合自己的旗袍只有试过才知道。
只有量好了体，才能裁衣。旗袍的神韵在于能完美地体现女性曲线，从身长、腰围到后背、领口、开衩等每个细节都非常重要，做到所谓的贴身不贴肉。
多年的经验让我在做之前已经自动脑补了效果图，所以无需设计图稿，打样制版，选完布料后就信手拈来。
而缠好一枚精美的盘扣，往往得花上熟练裁缝三个小时。时令、年龄不同，旗袍上搭配的盘扣也不尽相同。
所以你看，旗袍的手工定制于我来说就上对“用时光缝制优雅”的坚持，来自对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的痴迷，来自对“传统无法被替代”的深信不疑。
